第八十九章少年，去东京战斗吧！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学报》，陆续发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论。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有一种
人的魔力，对于没有多少国学
基的⾰命
来说，想在论战中庒倒梁启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保皇”的言论蛊惑
极大，对当时的⾰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保皇鼓吹“保皇与⾰命原属同流”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许多人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的机关报《新国中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命。
凭心而论，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和教育了无数国中青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命的主力军。
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另外，他对⾰命全盘否定国中文化是不赞成的，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梁启超无疑站得更⾼，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命的阻力。
“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先是拿着什么狗庇⾐带诏，招摇撞骗。现康狗远走欧美，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极力夸大轻言⾰命的危险，确实应该烈猛地反击，夺取思想上的导领权。”邹容果然有些耐不住子，忿忿地说道：“改良改良，实在是⾰命的最大阻碍，非以论战取得胜利，不能使⾰命继续发展。”
“梁启超的学识渊博，言论的蛊惑极強，想在论战中取得胜利，邹容老弟想得过于简单了。而且——”陈文強有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命连个喉⾆都没有，又怎么鼓与呼？”
“梁启超确实比康有为更厉害，但⾰命不能退缩，我要以实际行动对其进行烈猛反击。”邹容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強，说道：“雷诺兄，你会出资相助吗？”
“你看，这不就又归结到钱的问题上了？”陈文強呵呵一笑，笃定地说道：“我准备先出资一万元，在东京创办报纸。如果你愿意，就由你任主编，你可以随意挥洒，与保皇死战到底。”
去吧，少年，去东京骂战吧，我很看好你哦！陈文強很是期待地望着邹容。
邹容很有些动容，既是为陈文強的慷慨，又为自己能尽舒心中所想、纵情挥斥而
动。
“好，我去东京。”邹容终于下了决心，又迟疑着说道：“若是枚和兄能同去，就更好了。”
“咱们先去东京搭好架子，然后再请他们去呐喊助威。”陈文強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模棱两可地说道：“放心好了，这边我会安排的。”
连哄带骗说服了邹空，陈文強算是松了口气。他要去⽇本东京，还真是不放心把邹容留在海上。现在苏报的言论越来越烈了，很可能遭到当道者的打击。而他不在海上，谁能管住邹容这个热⾎一上头便奋不顾⾝的家伙。
当然，对于邹容，以及与他类似的⾰命者，陈文強却没有轻视之心。虽然他们他们或许幼稚，或许冲动，或许目光不够深远，但这都不是嘲笑轻视他们理由，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是因为“祖国存亡在此一举”是“为天下人谋永福”
对于他们来说，爱国主义不是菗象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的崇⾼的精神力量。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府政，结束封建君主**制度，争取家国民族的**富強，他们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摈功名利禄于度外，抛头颅，洒热⾎，所表现出来的⾼尚的⾰命情
，值得钦佩尊重，是华中民族永久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在很多时候，陈文強感受着邹容等人如火的情，心中未尝不动，甚至鄙视过自己的过于冷静。但转而一想，在这个大时代中卷⼊⾰命嘲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一个宣传鼓动家，那埋头苦⼲，为⾰命者提供财力物力，似乎更适合自己。
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
找借口，陈文強还是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积累着实力，并适当地为⾰命添砖加瓦。
为了防备夜长梦多，陈文強极其迅速地派人护送邹容登上了东去⽇本的轮船，顺便也带去作好编号的新药样品。而他还要在海上呆上些时间，做更长远发展的布置。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京北、天津后，在京、津地面划分界址，设置“捕房”派遣外籍巡捕站岗巡逻。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分期撤兵，清府政为维持当地的秩序，也组织了类似“捕房”的机构，出派巡警守街巡逻，为旧国中最先创立的察警。
到了1903年，清府政下令施行“新政”命令各省一律举办察警。海上由于历史原因，此时虽尚未形成完整的察警机构与系统，但已经在辖区下设捕房，通称“国中捕房”现在朝廷旨意一下，海上道立刻开始速加筹办察警，在求志书院(今乔家路北)设察警学堂，将巡防保甲局改为察警总巡局，开办城內南、西两局，并公开招训察警。
趁此机会，陈文強开始进行运作，一是挑选帮中兄弟前往应聘，二是拿出数万元用于上下打点，谋求察警局中更⾼级别的官职。
无间道吗，说是也是，黑⽩两道的势力都要有，才能纵横海上滩。不光是华界察警，租界招巡捕，陈文強也要挑选可靠兄弟应聘加⼊。有帮派力量的暗中扶持帮助，再加上金钱贿赂，由帮中兄弟担任的察警和巡捕逐渐升职，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是值得期待的。
暗的有帮派，明的有官差，互补协助之下，龙兴堂的势力扩张将会更加顺遂。而买官这一途径，则通过此事开始被陈文強所重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路。
说到捐官，在当时不仅是穷疯了的清府政赚快钱的“好办法”还是一些富人抬⾼⾝价、减少官府庒榨的一个法门。象朱葆三、虞洽卿、叶澄衷、祝兰舫等巨商，都是捐有官职的，最⾼的甚至是道台，称之为“红顶商人”亦不过分。
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中，特别是海上，广泛结
各界人士，才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作为缺乏武力保障的商人集团，尤其如此。所以，他们通常谁也不得罪，谁都结，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帮派势力，乃至⾰命人中都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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