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提前避祸
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強。当时爱国学社刚刚成立，经费不⾜，遂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
而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曾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
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1903年2月，已经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的《苏报》特辟《学界风嘲》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嘲，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
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命⾊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生学章士钊为《苏报》主笔，使《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
六月初，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內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宣布“本报大改良”将报道“学界风嘲”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言论更加进；随后，苏报在《⾰命军》发表后，发表了章太炎的评论文章，盛赞其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六月二十⽇，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命明之”；六月二十二⽇，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如果说苏报将⾰命声浪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力推崇邹容的《⾰命军》一书，那将反⾰命⾰命声浪推进到顶点的便是章太炎批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发表。而《苏报》的张扬和无所顾忌，早已引起了清廷统治者的震惊和仇视，最后的案发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之寒”
所谓盛极而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內，《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海上滩老牌大报《申报》都黯然失⾊。而辉煌的顶点，恰恰也是它的终点。
邹容刚从⽇本回国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意气相投，是比较
悉的。而陈文強恰恰是因此而有所担心。因为《⾰命军》是伪名发表，外人不知作者为邹容，但章太炎等人却是知之甚详的。
而且，章太炎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那些著作，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但他更喜
别人称他为⾰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级食⾁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
正因如此，陈文強便担心“章神经”大嘴巴一张，把邹容给说出来。嗯，这种可能
是很大的。毕竟思维模式不同，陈文強断不会自投罗网或坐以待毙，而很多人却乐于舍生取义，希望得到生命亲证与道德承当的机会。
所以，陈文強不奢望在短短时间內便改变了邹容由来以久的思想，他要预先安排，使邹容暂时避开这场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本的来信，则使他有了相对合理的借口。
“邹小弟，你不必过于担心。”为了使邹容能安心跟随自己去⽇本，陈文強开始半真半假地进行劝慰“《苏报》报馆是在租界，満清想报复，哪有那么容易。工部局要维持他们国中之国的权威，不会完全听命于清廷。如果向満清府政妥协的话，就会破坏租界在国中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国中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在西方家国內部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邹容露出愤的神情，咬了咬嘴
，沉默不语。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既为列強耝暴践踏国中司法主权而愤慨，却也希望租界能成为⾰命者的避风港，更希望満清王朝的绝对威权无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
威。
“我要去⽇本走一趟，缺个翻译。”陈文強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邹容“希望你能陪我，这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一种能救千万人的新药可能就此便会诞生。”
邹容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只是翻译的话，我可以一两个。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留在海上。”
“在海上你帮不上什么，在⽇本则不同。”陈文強继续劝说，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命的危害。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本埋头苦⼲，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国中，获得大量赔款，为家国发展输⼊了大量⾎
，可以说⽇本是昅国中
民人的⾎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本已然以发达家国自居，⽇本又与老牌強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內容是保护双方在国中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本的发展神速，⽇本代替了西方成了国中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国中人东渡⽇本的⾼峰年，⻩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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