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座各位家长平时是怎样给孩子讲防范对策呢？不会有人认为连这个都应该全部由校方来教给孩子吧？

　　我家孩子拿筷子的姿势很奇怪，在学校你们是怎么教的？这是我前几天接到的一个电话问的。孩子已经上四年级了，不知道一直以来他都在干什么。也许那位家长就有类似想法。

　　当然，学校并没有告诫孩子，在上学放学途中，如果有可疑的人搭讪，一定要大喊，或者按装在书包上的警报器；一定不要乘坐别人的车；可以跑进附近的商店或住宅求助；尽量走行人较多的地方；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向大人报告，等等。

　　在座各位中或许也有人做的很周到。最近有安全网站提供一种服务，就是把不良分子的信息发送到手机上。可能登录这种网站的人不少吧？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我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向我报告说：“老师，今天来上学的路上，在十字路口有一个奇怪的叔叔一直盯着我看。”我连忙跑过去看看，才知道是其他年级的老师在例行巡查。当时的我们如果能像这个孩子一样心存警惕，可能会避免凶案的发生。

　　可是，当时的大人们没有在这方面给予叮咛嘱咐，何况事发地点是学校，那人穿着像模像样的工作服，提出的请求好像也很正当。

　　没有惠美理参加，我们连续传球一百下后，坐在体育馆门前的台阶上来聊天，过了好久惠美理还没有回来。不就，夕阳西下，宣告已是下午六点的音乐响起。现在的小镇是播《七个孩子》，而我们那个小镇播《绿袖子》。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我们开始有些担心，决定去游泳馆一探究竟。我们那个小学的游泳馆和这所小学的很像，但出入口在夏天会开着。我们从入口进去，穿过泳池，走向更衣室。里面很静，能听见远处的蝉鸣。

　　更衣室没锁。走在最前面的我打开更衣室的门，可是里面没有惠美理和那个男人的身影。是不是没打招呼就走了呢？我有些生气，又不死心，于是决定打开男更衣室看看。开门的是晶子。在她反手打开门的瞬间，一副可怕的景象跃入眼帘。

　　惠美理倒在地上，头朝向门口，眼睛圆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她的鼻子和嘴里出体。我们连声呼唤她，可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才反应过来，惠美理死了！出大事了！我当场开始给大家布置任务。

　　晶子和由佳跑得快，我吩咐她们分别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让最老实的纱英留在现场守候，我则去叫老师。没有人提出异议，纱英留在那里，其他三人同时跑开了。

　　大家不觉得我们很勇敢吗？看到朋友的尸体，仅十岁的孩子没有哭也没有惊叫，而是分头行动。

　　除我之外的三个人的确很有勇气。

　　从后门出去比较近，于是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的二人出了游泳馆后穿过操场，朝体育馆后门跑去。我一个人朝校舍跑。校舍有两栋，南北朝向，面向操场的是二号馆，面相体育馆正门的是一号馆，教师办公室在一号馆的一层。

　　一般人们都误以为暑假期间老师也休息，其实根本不是。教师在学生放假期间也上班，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其间和一般的企业一样有带薪休假，盂兰盆节也休息。

　　所以即使是暑假期间，如果不是休息，教师办公室应该也有老师在，可是，如前所述，命案发生当天是八月十四，盂兰盆节三天休假的中间一天，老师们都休息。上午也许至少有一个人会来学校办事，但那时已经过了下午六点。

　　我跑到一号馆，发现校舍的五个入口包括正面玄关的入口都上着锁。我又跑到两座校舍之间的中庭，绕到教师办公室的窗户外面，不用踮脚就可以从白色窗帘的隙看进去，里面空无一人。

　　这时，一阵恐惧袭来，校园里是不是只有我自己和杀死惠美理的那个人…他躲在附近，接下来是不是就盯上我了…回过神来，我已拼命跑过中庭，出了正门，一溜烟跑回家里。进了家门我也没有停下来，在玄关甩掉鞋子，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拉住窗帘，蒙上被子开始发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怕！怕！怕！

　　过了一会儿，妈妈冲进我的房间，揭开被子说：“原来你在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回来的时候妈妈去购物了，途中听说小学出了大事，就慌慌张张赶到学校，在一片混乱中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我，想到必须告诉父亲便先回到家，却发现我的鞋胡乱倒在玄关，立刻跑进我房间。

　　我边哭边说，惠美理死在了游泳馆的更衣室。母亲大声斥责道：“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回来后不赶紧告诉我们，却躲起来？”我正准备说是因为害怕，忽然想到，其他孩子都怎么样了呢？

　　我想，连向来很坚强的我都吓得逃了回来，其他人肯定也不例外。妈妈是从晶子的妈妈口中听说出了事。

　　晶子头上受了伤，被哥哥领回家，并且向妈妈报告说惠美理在游泳馆出了大事。晶子的妈妈正准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碰到我妈妈，就一起去了小学，中途又碰到纱英的妈妈背着纱英回家。

　　当时惠美理的妈妈在游泳馆，派出所的警察和由佳也在，平时不引人注目的由佳很清楚地讲述了目击情形。

　　你干什么了？这种时候你才应该表现得最冷静，为什么只有你躲在这里？真没出息！

　　没出息，没出息…我被这么骂着，头上、背上挨了好几下，我边哭边反复说对不起，可是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又是在对谁道歉。

　　各位可能已经清楚，只有我逃跑了，其余三个人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向惠美理的妈妈报告女儿的死讯一定很可怕，给平时根本没有打过交道、一脸严肃的警察讲述事情经过也一定很可怕，在那里守着尸体更可怕。

　　我没有勇气。不仅如此，由于遭遇这样的事，我失去了重要的东西。

　　我失去的是我存在的价值。

　　我也单独接受过关于惠美理被杀案的调查取证，可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老师和父母的陪同下四人一起接受询问。问题诸如：嫌疑人从哪里走过来的，是如何搭讪的，服装、体型、长相是不是和哪个明星类似之类。

　　我拼命回忆案发当天的情形，而且总是抢先回答。是负疚感驱使我想弥补过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妈妈陪我去的时候，她总是趁周围人不注意捅捅我的背说：“你带头说。”

　　可令人吃惊的是，在我后面回答的孩子一一否定了我的说法。

　　“他穿着灰色工作服。”

　　“不对，带点绿色。”

　　“眼睛细小。”

　　“是吗？我倒不觉得。”

　　“看上去和蔼。”

　　“胡说。一点都不和蔼，只是他说给我们买冰凌，才会有那种感觉吧。”

　　总是出现诸如此类的对话。即使在惠美理主导一切之后，她们三个人也从未反驳过我的意见，可是这一次大家都开始否定我，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是在说：“你胡说什么？”她们还异口同声地说：“想不起嫌疑人的长相。”自己想不起来，却否定我的说法。

　　我想大家都察觉到只有我逃跑了。没有人直接指责我，但心里肯定很生气，很鄙视我。

　　她们一定会想，平时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到头来不是你最胆小吗？现在又来出风头。

　　可是，如果仅仅如此，即使有负疚感，也不应该被罪恶感困扰。不管怎么说，我去了教师办公室，在这起案件中我最大的罪过不是临阵逃。

　　我犯了更大的罪过，今天是首次在这里坦白。

　　我记得嫌疑人的长相，却说不记得了。

　　从被嫌疑人搭讪到发现尸体的过程都记得，可是当被人问及最关键的一点——嫌疑人的长相，其他三个人都摇头说不知道，看到这一幕，我非常不解。怎么可能只忘记长相？我无法相信。如果是那样，就不要否定我的正确回答，我很生气，而且实际上也想那么说出来，同时心里还很鄙视她们，四人当中我学习最好，她们真够笨的。

　　可是，我竟然比这样的孩子还要胆小…想到这里，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除我之外的三个人都独自完成了任务，这应该比四个人一起发现尸体更可怕，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恐惧使得大家想不起那人的长相呢？我能记得，是因为在那之后什么都没做。

　　当被问及发现尸体之后大家都干了些什么时，我回答教师办公室没有人，想到需要叫个大人过来，所以就回家了。从学校到我家途中有好几户人家，有几家在参观玩偶时还拜访过，我却过门而不入跑回家，而家里尽管有爸爸和一些亲戚，我却什么都没说。

　　假如当时我及时向大人报告，有关嫌疑人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收集得更多一些呢？产生这种想法是在最近。

　　当时我认为记得嫌疑人的长相是坏事。如果只有自己能正确回答，甚至警察和老师都会察觉只有我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回答不记得。到后来我甚至深深认识到，也许这么做反而更好。因为罪犯没有抓到。如果说记得，被罪犯知道的话，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我。我说不记得，就可以保护自己。

　　可能因为当时的朋友已经不只限于年龄相仿，或住在附近，而已经发展到愿意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不想再回忆起那次凶案，总之那件事之后，我们四人就很少一起行动。升入五年级后，我加入了排球社，到六年级时成为儿童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并最终成功当选。会长一职由男生担任，所以妈妈要求我竞选副会长。了新朋友，有了新的环境展示自己，我竭力恢复名誉。升入中学后，我带头承担学生干部的工作，还积极参加社区义务活动。所以周围的人更夸我坚强。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在逃避。远远地看到总是有些战战兢兢、缩头缩脑的纱英，常常逃学旷课的晶子，和沉于夜游、走上盗窃歧途的由佳，我认为自己是在那件事之后最努力地一个，并已经充分履行了在案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始终持有这种想法，直到有一天我们被惠美理的妈妈叫到家里。

　　在凶案过后第三年，惠美理的父母要返回东京。据说她妈妈在破案前不想离开那个小镇，可是由于丈夫工作上的安排，不得已决定离开。她的妈妈因为女儿惨死伤心过度，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甚至一度卧不起。她比谁都希望破案，可是还没有坚强到能够独自一人留在小镇找到罪犯。

　　初一那年夏天，我们四人被身材窈窕修长、犹如女明星般的她叫到家里。她说想在离开之前最后听一次当天的情况，还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没能拒绝。

　　惠美理爸爸的司机开着一辆大车把我们一一接上，开向足立制造厂的员工公寓，我们四人曾经拜访过那里。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四个人还是第一次一起行动，可是途中我们完全没有谈及那次不幸，只是说一些无关痛的话题，诸如兴趣小组的活动如何、期末考试怎么样之类。

　　只有惠美理的妈妈一个人在家。

　　那是周六的下午，天气晴朗，房间犹如高档宾馆，从楼里看下去，整个小镇尽收眼底，蛋糕上嵌着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据说是特地从东京运来的，红茶也非常好喝。如果惠美理在的话，应该是异常优雅的饯别会，可是，惠美理被杀了。与晴天的天气相反，房间里气氛很凝重。

　　吃完蛋糕后，惠美理的妈妈要我们讲讲案件的经过，四个人以我为主大概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忽然，惠美理的妈妈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声：“够了！你们就像傻瓜，总是反复说记不起长相，就因为你们这么笨，所以过了三年还没有抓到罪犯。惠美理就是因为和你们这样的笨蛋一起玩才会被杀害，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就是杀人犯！”

　　我们是杀人犯——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很痛苦，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没想到最后不仅没能赎罪，竟然变成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了惠美理的死亡。惠美理的妈妈继续说：“我绝不会原谅你们。在诉讼时效内，你们必须找出凶手！否则，就必须赎罪，直到我满意为止。如果做不到，我会向你们复仇。我拥有的金钱和权利超过你们的父母好几倍，我一定要让你们受到比惠美理更惨的惩罚，只有身为惠美理的妈妈的我才有这样的权利。”

　　比起那个罪犯，惠美理的妈妈似乎更可怕。

　　对不起，我记得那个男人的长相。

　　如果当时这么说了，也许如今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旧事重提。可惜的是我当时真的忘了那个男人的长相，本来那人的特征就不是很明显，而且长期以来我一直暗示自己“不记得”三年时间足够淡忘了。

　　给四个孩子留下重大约定的第二天，惠美理的妈妈离开了小镇。不知其他孩子作何感想，一直以来，我都在拼命想不被报复的办法。

　　不可能抓到罪犯，所以我选择后者，即可以得到惠美理的妈妈认可的赎罪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