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破灭的梦想
1、端不平的一碗水
乌台诗案前后,赵顼并没有停止改革进程,除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进行调整、继续推行新法外,还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宋初的官制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很少设置。
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宫中设置中书、枢密院,中书管朝政,枢密院管军事,称为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
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都不设专官,由其他官员兼任。
知制诰起草对外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起草对内诏书,称内制,合称为两制。
修史由三馆负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副相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分领三馆。
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但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这个职位,一旦获得学士职位,便成为名。还有殿阁等官,也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但没有定员,大多由其他官员兼领虚名。
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决定对官制进行改革,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两人负责这件事。九月,出台新的官制,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改为特进等等。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
北宋初年,朝廷官员的派系之争并不很明显。其原因在于,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在群臣当中,只要有结朋的苗头,都会遭到惩罚,或罢官,或逐出京城。例如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欧修写了著名的《朋论》,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支持。结果,范仲淹、富弼、欧修、石介四人被认为是朋,一齐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去了。使得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朝廷的官员就分为新旧两派,或称新旧两。
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继承了王安石的衣钵,属于新派。
旧派是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
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是主张守旧。世称胡瑗做安定先生;孙复做泰山先生,周敦颐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程灏、程颐为道学二程。
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极不相容,打破了宋初无朋的格局。新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有皇帝赵顼撑,而且还长期占据宰相之位。因此,在气势上,新派过了旧派,旧派一直处于被打的境地,很多旧派人物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贬出京城。
赵顼改革了官制后,有意在新旧两派之间一碗水端平,适当引用被压制的旧派人物,并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确表达了起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的想法。司马光目前赋闲在西京洛。
王珪、蔡确听赵顼说要用司马光,非常惊慌,因为司马光重新出山,势必使旧派人物得到重用,这样就会减弱新派的势力,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
吴充此时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他退朝之后,担心司马光出任御史大夫后会削弱新派的地位,便找蔡确商量对策。
为了阻止司马光进京,为了个人的利益,蔡确竟然不顾国家利益,想出了一个收复灵州的办法,以转移赵顼的工作重心,借以阻止司马光入朝。
赵顼端平一碗水,平衡新、旧两派的力量,竟然被王珪、蔡确从中捣鬼,引发了一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
2、不该发生的战争
王珪采用蔡确的建议,向朝廷推荐俞充出任庆州知州,随后,指使俞充向朝廷上平西夏的策略。好大喜功的赵顼看了俞充的奏表,果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夏一战的问题上,无暇顾及司马光的问题。
赵顼仍然命王珪为左仆,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下令百姓养马,准备西征。
薛向认为养马会给百姓带来不便,建议取消这项政策,以致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被贬往颍州做了知州。冯京也请求离职了。赵顼便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熙宁四年(1081年)四月,俞充又从庆州传来消息,说西夏出现内,梁太后发动政变,囚了国主秉常,处死了亲宋的夏将李清,夺取了西夏政权。他建议朝廷乘机出兵,攻占西夏。
赵顼认为征伐西夏的机会来了,立即诏令熙河经制李宪等人,召集陕西、河东的五路兵马,准备征伐西夏,并命鄜延副总管种谔立即进京汇报情况。
种谔是一个夸夸其谈,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熙宁初年,他曾擅自向西夏开战,点燃了宋西面的火药桶而受到朝廷的处罚。他在边廷接到诏命后,立即快马加鞭地赶往汴梁。当他得知赵顼西征的意图,并向他探听西夏虚实的时候,立即来了精神,认为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到了。他不假思索,口若悬河地说,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梁太后篡政后,西夏是女人当国,人心不稳,宋军一到,即可踏平西夏,活捉李秉常。言下之意,宋军征讨西夏犹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
赵顼听了种谔的奏对,更加坚定了征伐西夏的决心。他以为西夏不足畏,取西夏犹如到自家菜园摘菜一样容易。
熙宁初年,赵顼曾向老宰相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当时曾经告诫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七年(1074年),宋、辽因边界问题出现纠纷,赵顼兴兵伐辽,当时太皇太后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早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其实,太皇太后的这句话,放到现在仍然适用。可惜,赵顼将富弼与太皇太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发动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第二天,赵顼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宣布了西征的决定。尽管遭到了孙固和吕公著的极力劝谏,仍然没有改变他西征的决定。
赵顼下达了出征命令:李宪从熙河、种谔从鄜延、高遵裕从环庆、刘昌祚从泾原、王中正从河东,兵分五路,同时向西夏进军。并诏命吐蕃首领董毡带兵一起出征。
孙固见朝廷命李宪为帅,非常吃惊,他认为李宪是个宦官,根本就不会领兵打仗,不能胜任西征军统帅之职。
“宦官不能为帅吗?”赵顼反问。
“当然不行。”孙固肯定地说“出兵打仗是军国大事,以一个阉人为帅,难道说朝中无将、中国无人吗?前线将士,能听一个阉人的命令吗?”
赵顼不耐烦地说:“这是朕的命令,谁敢不听?”
孙固见赵顼铁了心要命李宪为帅,只好不再说这件事,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五路出兵,谁统一指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人,在战场上会套的。”
“朕岂不知要有总帅吗?”赵顼说“只是还没人能胜任总帅之职。”
吕公著附和着说:“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当然要有一个总指挥,既然无人能胜任总指挥的职务,就不要出兵吧!”
孙固接口说:“公著所言极是,请陛下三思!”
赵顼沉着脸说:“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多说了。”
孙固、吕公著撞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退朝之后,赵顼刚刚坐定,高太后打发人请他立即进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赶进宫,见过礼之后,高太后劈头盖脸地问:“听说皇帝分兵五路征伐西夏,可有此事?”
“是!”赵顼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高太后问道:“高遵裕为其中一路的主帅?”
赵顼点点头,表示有这么回事。
“不行!”高太后断然说“这一路军马要撤回来,不然要误大事。”
赵顼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高遵裕是我的伯父,我对他的为人最清楚。”高太后说“他对朝廷的忠心无话可说,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气度太小,贪功,命他镇守边关可以,命他领兵打仗不行,不但不能建功,恐怕还要误事。”
“母后不必多虑。”赵顼说“经略使(高遵裕)在环庆威声很高,不会临阵失机!何况是五路兵马并进,他既然容不得别人战功高过他,打起仗来肯定是不甘人后,这正可以促成他争建战功。”
高太后知道赵顼个性刚愎,听不进劝告,只得说:“我可把话说前头,到时出了事,不要说母后没有提醒你。”说罢,退入后宫去了。
西夏的密探打探到宋廷分兵五路征伐西夏,立即将军情报告西夏国母。
梁氏得此情报,急忙召集众将商量防御之策。西夏众将得知宋兵来犯,个个摩拳擦掌,他们说李宪是一个宦官,不懂带兵打仗,种谔是西夏的败将,不可足勇,宋廷无将,那些带兵的人,都是酒囊饭袋,是来送死的。并说如今秋高马肥,正是打仗的好时候,都主张分兵敌。
有一位老将却力排众议,他主张坚壁清野,以避宋军的锐气;在灵州、夏州集聚重兵,以逸待劳;再派兵截断宋军的粮道。这样,宋军就会不战自,到时,数十万宋兵别说打仗,退兵恐怕都来不及。待到宋军溃退之时,诸位将军要怎么杀就怎么杀,人人都可以杀个痛快。
老将的谋略,得到了众人的赞同。梁氏便采纳了这员老将的建议,传令众将依计而行。
宋军兵分五路向西夏境内进,一路上,西夏的军队略为抵抗后,便向西夏的纵深后撤,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
在宋军眼里,西夏军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在夏军的心里,这是敌深入。两军将士各怀心事,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猫,对方是老鼠。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和吐蕃首领董毡的三万兵马,杀入西夏境内,攻占了西市新城,袭取女遮谷,收复古兰州,一路连捷,居然在开幕筑城,设置帅府。
种谔率鄜延九万三千兵,出绥德城攻占了米脂城。直夏州,驻军于索家坪。
王中正率河东兵攻占宥州。
高遵裕这一路,率领步兵骑兵八万七千,出庆州杀奔西夏,收复清远军。
刘昌祚这一路,领兵马五万六千,出泾原杀奔西夏,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逃往灵武。
五路军纷纷告捷,赵顼在京城得到捷报,欣喜若狂,下令李宪统领五路军,直捣夏都。
宋军将士见攻入夏境之后,一路顺风顺水,连连告捷,以为西夏不过如此,其实,他们正在朝一个死亡的陷阱里跳。
种谔从米脂城出发,攻克石堡城,驻军索家坪,直指夏州。准备粮草一到,便起兵攻打夏州。正在此时,突然接到后军来报,说押运粮草的部队遭到夏军伏击,粮草辎重全被夏军劫走。
士兵们听说粮草被劫,顿时动起来。大校刘归仁听说粮草被劫,心中恐惧起来,自知这个仗已没法打了,也没与种谔打招呼,带领自己的士兵逃跑了。宋军本来就军心已动,见有军撤退,以为是要撤退了,便一窝蜂地跑,种谔的命令已经失去了作用。恰在此时,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可怜宋军人马,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途中还遭到夏军的截杀,退回鄜延,剩下不足三万人马。
王中正从宥州出发,进军至奈王井,粮食耗尽,后面的粮道被夏军切断,无奈之下,也只得撤军,退回庆州,计点人马,冻饿死亡者接近一半。
刘昌祚率兵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向灵州败退,宋军追到灵州城下,将灵州城围得水不通。刘昌祚命令部队向灵州城发起猛烈攻击,眼看破城在即,突然接到高遵裕停止攻城的命令。刘昌祚是高遵裕的部属,不得不服从军令,只好下令停止攻城。
原来,高遵裕在进军途中,得知刘昌祚正在攻打灵州。他担心刘昌祚攻破灵州,独建不世之功,立即传令停止攻城。一念之差,使宋军丧失了破城良机。高太后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高遵裕三天之后才赶到灵州,此时,刘昌祚军的士气已,高遵裕的部队长途奔驰,也是疲惫之师,而灵州城中的夏兵经过休整部署,防御更加严密,守卫更加顽强,宋军连续围攻十八天,灵州城固若金汤,宋军难越雷池一步。
正在两军酣战之时,夏军的一支人马悄然决开黄河七级渠,滔滔的黄河水,以泰山顶之势奔向宋军。
高遵裕、刘昌祚只顾攻城,没有防到夏人这一招,顷刻间,数万宋军身陷汪洋之中,淹死过半,此时正是隆冬天气,气候奇冷,有幸没有淹死的人,因衣服被水透,又冻死了二万多人,侥幸逃得性命,又遭到夏军的追杀,高遵裕一路逃回庆州,刘昌祚一路逃回泾原,所剩残军,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这一路,因有收复古兰州之功,加之是他最先向朝廷报捷,赵顼命他为五路大军的总指挥,直捣夏都。
李宪领兵东上,在天都山下安下营寨,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毁坏馆库,杀败夏军,进驻葫芦河。当他得知其余各路失败的消息,不敢再进,立即班师。
五路大军,全线溃败。当时有一位随军出征的官员写了一首《西征诗》,记录了灵州城下的惨状:
青岗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
宋夏双方战事的烈,由此可见一斑。
五路大兵,出兵时约定到灵州会合,四路兵马都到了灵州境内,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同一下场——惨败。唯李宪这一路没有到灵州,因此,他的损失最少。
灵武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赵顼正要就寝,惊得他从上爬起来,急得挠脑抓腮,绕疾走,整夜都不曾入睡,从此便染上了疾病。
事后他对左右说:“朕遣兵西征的时候,孙固力谏不可,朕以为他是迂阔,不肯听他。太后也说高遵裕不可使领兵、任攻取,朕也不听,如今果然遭此大败,悔之晚矣!”
按罪论罚:高遵裕贬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刘昌祚、王中正都受到降职处罚。唯独李宪不加罪。
孙固认为,各路兵马都到了灵州,唯李宪没有到,依军法论处,李宪当斩,现在不但不杀他,竟然连处分都不给,不合理。
赵顼便降诏责问李宪,自要他说明擅自退兵的原因。
李宪上表申辩,称因为粮草运输没有跟上,部队没有粮食吃,只好退兵。并说他正在筹办粮饷器械,图谋再举。
李宪的狡辩,惑了赵顼。过了两天,李宪再上进攻西夏的策略,赵顼授他为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兼知兰州,并命李浩为副。
吕公著再上书谏阻,赵顼仍然不从,吕公著托说自己有病,请求辞职,赵顼命他为定州知州。
此时官制改革已经确定,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
赵顼命王珪为尚书左仆,蔡确为尚书右仆,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
3、再败永乐城
灵州之战虽然失败了,赵顼并没有放弃消灭西夏的愿望,李宪很会揣摩赵顼的心事,他知道皇上开疆拓土的决心并没有变,于是就投其所好,提议再伐西夏。赵顼正在犹豫之际,种谔又向朝廷奏报,建议在横山筑城寨,取高屋建瓴之势以俯瞰夏境,并主张从银州进兵征讨西夏。
这个建议是延州知州沈括提出的,种谔因为西征吃了败仗,想有一个建功的机会,便把沈括的建议上奏朝廷。
赵顼非常重视种谔的意见,立即派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到鄜延去落实筑城之事。
王安礼认为徐禧志大才疏,不可大用,奏请赵顼改派他人,赵顼不听。
李舜举领旨后去见宰相王珪,对王珪说:“古称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辱!相公当国,怎么能把这样的大事交给两个内臣呢?我们这些内臣,只能做些打扫卫生的后勤工作,怎么可以做将帅的重任呢?”
李舜举的态度很明确,打锣卖糖,各做各行,他和徐禧都是宦官,只能做一些侍候皇上的事,领兵打仗是将帅们的事,不应该让他们来做。他的话,说出了宋朝的一个普遍问题,能带兵打仗的将帅靠边站,不会打仗的却去领军杀敌。
王珪心里有愧,笑着说:“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老朽与你同殿为臣,不会领兵打仗,不能到边廷建功立业,正要借重你绥靖边疆,使朝廷无忧,我才好做太平宰相。你和徐禧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正该出将入相,为朝廷出力,怎能说不能为帅呢?”
李舜举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口气,只好退出。
徐禧和李舜举到达鄜延,徐禧察看了地形后,不赞成筑城横山,要将建城地址选在永乐。
种谔认为,横山控扼险要,地势居高临下,俯视兴州、灵州,进可以直捣西夏巢,退可以自守,是筑城的最佳地点。征伐西夏,要从银州进军。
徐禧则认为,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的汇地,但旧城东南面已被河水淹没,西北又阻天堑,不如永乐地势险要,应筑城于永乐。
种谔则说,永乐距银州只有二十五里,是银州的冲要,在此地筑城,西夏定要力争,筑城不能有所益于国家,反惹起西夏的战争,这是失策。
徐禧则认为,筑城于西夏必争之地,要让西夏感到恐惧,这才能显上国的威风,如果怕他来争,还能坐镇边疆吗?
两人为筑城地点相持不下,只好上奏朝廷。
赵顼不明底细,竟然采纳了徐禧的建议,舍横山而筑城永乐,并诏命徐禧带领诸将前去兴筑,命沈括为援应,陕西转运判官李稷负责粮饷供应。
徐禧奉诏后,因与种谔意见不合,奏请留种谔守延州,自己亲自率众将前往永乐筑城。只用了十四天时间便筑成。
赵顼大喜,赐新城名银川寨。
银川寨距离银州二十五里,地当银州要冲,为夏人必争之地。徐禧等去后不到十天,西夏便遣铁骑二千,来攻银川寨。
曲珍派人飞报徐禧。徐禧命沈括留守米脂,自己与李舜举、李稷等驰援银川寨。
徐禧率援兵刚到银川寨,西夏已调集全国三十万大兵来攻,显然,西夏对于银川寨是志在必得,这个结果,正是种谔担心的事情。
大将高永能见夏军蜂拥而来,建议乘夏军立脚未稳之时,打他个措手不及。
徐禧呵斥道:“王师不鼓不成列,怎可乘人未曾布阵,便施攻击呢?”意思是他要与夏军堂堂正正地打一仗。
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徐禧错过了一次打击夏军的良机。曲珍见漫山遍野都是夏兵,将士们面有惧,建议撤军回城,以图良策,遭到徐禧一顿呵斥,只得列阵河边。
西夏军铁骑先行渡河。
曲珍见状,急忙说:“这个是铁鹞子军!乘他半渡之时发起攻击,定可得胜,若等他渡过河,占据有利地形,横冲直撞,将会势不可挡!”
徐禧却说:“我正要他渡过河来,若半渡便去击他,不能消灭他们,反而会使他们乘机逃脱,岂不是要留下后患?”
徐禧不懂兵法,又一次丧失了击敌的良机。在他的眼里,似乎夏军就是来送死的,宋军已经稳胜券。
曲珍见徐禧根本就不会打仗,忍不住长叹道:“大势去矣!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啊!”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西夏铁鹞子军见宋军并不出击,迅速抢过河,过河后也不列阵,直接向宋军冲杀过来,锐不可当,紧随其后的大批夏军纷纷过河,一齐杀奔宋军。曲珍部众不能抵挡,立即溃败而逃。
徐禧见势头不好,早拨转马头,一溜烟逃进城中。曲珍带着败兵退入城中。
西夏三十万大军将银川寨围得水不通,并切断了水源。徐禧束手无策,只能靠曲珍的部队与夏军浴血奋战,勉强守住城池。城中没水,士兵们到处挖井,很多士兵活活地渴死。
李宪与沈括虽然引兵来救,都被西夏军所阻。种谔怨恨徐禧,按兵不动。银川寨的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釜底游鱼。
银川寨里的将士因饥渴,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半夜时分,突然又天降大雨,城中一片混乱。西夏军乘势攻破银川寨。
徐禧、李舜举、李稷等死于军中,唯曲珍丢盔弃甲,在军中逃脱。
永乐城一战,宋军阵亡将士二十余万。西夏兵追到米脂,沈括闭门死守,西夏兵攻打数天不下,撤兵退走。
自熙宁年以来,赵顼数次用兵西陲,所得地盘仅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门六城,阵亡将士数十万,耗用钱谷银绢不计其数。永乐一役,败得更惨。
沈括因此而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曲珍降职为皇城使。
永乐城之战,彻底击溃了赵顼平夏的信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西征,在军事上,宋朝也由攻势转为守势。
宋朝不再西征,西夏人并不甘心,仍然在宋夏边境东侵西扰,并致书泾原总管刘昌祚,责问宋军侵略西夏。刘昌祚将西夏的书信转呈朝廷。
赵顼无话可说,只得令刘昌祚答应来使,同意与西夏通好。
西夏遣使来朝,上表“乞还侵地,仍效忠勤”
赵顼下诏,说宋不会对夏用兵,也希望西夏遵守盟约,但只字不提西夏要求归还被宋夺取的土地。
西夏使臣走了之后,赵顼下令陕西、河东经略司,所有收复的城寨,巡逻兵不得超出二三里的范围,对西夏的赏赐,仍按以前的数额拨付。
夏主再次上书,要求宋廷归还失地,赵顼仍然不答应,夏主便心存二心,伺机报复。
刘挚劾奏李宪,说永城之败是因李宪贪功所致,应受到惩罚,李宪被贬为熙河安抚经略都总管。
元丰七年(1084年),夏主李秉常率兵八十万,围攻兰州,连续攻打十昼夜,李宪竭力御守,保得城池不失,李秉常因粮饷已尽,不能继续攻打,引兵退去;不久,又攻打延州德顺军、定西城及熙河诸寨,都没有得逞;转围定州,也被宋军击退。李秉常四出无功,只好收兵,宋夏暂时停止战争,依然通好。
4、破灭的梦想
十二月,司马光历经十九年著成《资治通鉴》一书,这本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备列事目,又参考群书,评列异同,共二百九十四卷。司马光将书送呈供御览。
赵顼见了这部《资治通鉴》,非常喜悦,夸赞说,这是一本前代不曾见的伟大著作,比荀悦作的《汉纪》要好多了。于是授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有一天,赵顼正在批阅《资治通鉴》,正好蒲宗孟进见奏事,赵顼拍拍书说,如今天下人才寥落,幸得还有一个司马光。
蒲宗孟对司马光心存嫉妒,随口回答说,人才多半被司马光的说引坏了,陛下怎么反而这么说呢?
赵顼正在兴头上,听了此话很生气,视着蒲宗孟说:“你不喜欢司马光,是吧?朕以前曾命他到枢密院任职,他固辞不受,朝文武,放着高官不做的,惟司马光一人,谁能比得上他?”
蒲宗孟碰了个大钉子,面羞惭,默默退出。
次早朝,赵顼罢免蒲宗孟,用王安礼为尚书左丞,李清臣为尚书右丞,调吕公著知扬州。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赵顼患病,高太后命人求神拜佛,祭奠宗庙,然而,赵顼病情不但未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大臣们作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立太子。赵顼似乎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
赵顼有十四个儿子,有八个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所存的六个儿子,年龄最大的延安郡王赵佣只有十岁。而两个同母所生弟弟岐王赵颢三十六岁、嘉王赵頵三十岁,论声望、凭地位,讲出身,都有资格做皇帝。岐王是昌王改封,嘉王即乐安郡王改封。
员外郎邢恕想立异邀功,想在岐王赵颢、嘉王赵頵两王中选定一个皇位继承人,他去征询蔡确的意见。
蔡确犹豫了半天说:“太后的意见如何?”
邢恕信心十足地说:“岐王、嘉王都是高太后所生,母子的感情当然比隔一代的深厚,在她的儿子中立一个做皇帝,高兴都来不及,能不同意吗?”
蔡确想了想说:“还是先奏知太后,有了旨意再说吧!”
邢恕怀信心地去拜访高太后的侄儿高公绘兄弟,寒暄过后,邢恕对高氏兄弟说,延安郡王年纪太小,岐王、嘉王都很贤明,他们都可以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高公绘听了邢恕之言,脸色大变,不客气地说:“这是皇家的事,我怎么能嘴,你这不是要害我高家吗!”说罢,立即起身送客。
邢恕碰了一个钉子,无奈之下,只得败兴而归。
邢恕和蔡确见阴谋不能得逞,只得另想他法。
朝中大臣对册立太子一事蠢蠢动,两位亲王也极为关注,他们到宫中探视皇上病情的次数也多了起来,躺在病上的赵顼似乎觉察到两个弟弟的意图,但也只能“怒目视之”两位亲王并常以请安为名,进宫谒见高太后,试图探听或议论立储之事。
高太后出身尊贵,她的曾祖父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妈是仁宗皇帝的曹皇后,曹皇后视为己出,自小收养在宫里,与英宗皇帝是青梅竹马。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主持了两人的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高太后经历了仁宗、英宗、赵顼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赵顼朝的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算得上是见多识广,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两位亲王的一举一动,并没有逃过高太后的眼睛。她见两个儿子居心叵测,立即有了警觉,当,岐、嘉两王进宫探视赵顼病情,高太后冷着脸对两个亲王说:“从今天起,暂时关闭宫门,你们就不要进宫来,因为皇太子还没有立定,难保臣下没有立异的想法,免得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引避嫌疑为好。”
两位亲王知道太后说话的分量,受命之后,匆匆退出,各自回到王邸,闭门谢客,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高太后止两位亲王出入赵顼的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她也加快了立储的步伐,暗中安排人赶制了一件十岁孩子穿的皇袍,以备不时之需。
高太后在宫中做好了准备,邢恕、蔡确两人也没有闲着,两人密议,决定拥立赵佣,夺册立之功。
邢恕和蔡确议定约请王珪一同进宫探视赵顼的病情,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侧,只要王珪稍有异议,便把他杀掉。岂料人算不如天算,蔡确、邢恕布置停当后再约王珪时,王珪早已进宫去了。
三月初一,王珪进宫受赵顼顾命,草诏遗诏,册立延安郡王赵佣为皇太子,赐名赵煦,高太后代理军国大事,垂帘听政。
五天之后,赵顼驾崩。
赵顼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他的梦想破灭之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赵顼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次,享寿三十七岁,后归葬永裕陵,庙号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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