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曾几何时，黄一平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戒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黄一平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总之，在黄一平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N大学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等到毕业时，包括方教授在内的几个老师都极力举荐他留校，按照考试成绩也是非他莫属，最后还是被另一个同学鹊占鸠窠。据说，那个成绩平平、表现一般的同学，家里开着工厂，其父用卡车往学校领导宿舍区送礼，近乎于南方上门推销产品惯用的一个形容词——“洗楼”后来分配回到城，按N大的名气与黄一平个人实力，怎么说也应该分在省属城中学，不料半途又遭遇暗算，竟被发配到城郊结合部的三学校五中，直到借调局里才知道，又是落败于送礼那一套。经过如此重重打击，黄一平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

　　“不会送礼的秘书，不是个好秘书。”冯市长说这话时，黄一平刚跟冯市长不久，那时恰好临近元旦、节。乍闻此言，黄一平相当吃惊。他不明白，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当然，冯市长话里的意思，绝不是暗示黄一平给他送礼，而是他需要黄一平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以便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黄一平代他出面。

　　跟在冯市长后边这么多年，黄一平几乎从来没有给他送过礼，甚至反过来还收了市长不少礼物。记得刚做冯市长秘书时，汪若虹提醒丈夫，恐怕要给冯市长送点礼，却遭到黄一平的坚决反对：“我是和他一起工作，又不是求他恩赐，送什么礼？”

　　“礼是肯定要送的，现在不要说当官的，就是稍微有点权势的人，哪个不收礼？”汪若虹毕竟在医院工作，看多了医生收红包，自己也跟着尝点小甜头。对送与不送的效果反差，她有切身感受。

　　“估计送也是白送。”黄一平觉得，冯市长肯定不会收他的礼，说不上具体理由，只是有此感觉。

　　最后，黄一平还是依了子，两人上街给冯市长夫妇各买了二斤进口线，花掉两千多块钱，相当于全家三个月的生活费。结果，冯市长果然不肯收，还让朱洁拿出不少食品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黄一平和汪若虹当时很尴尬，冯市长却宽慰道：“你们以后不要给我送东西了，小黄跟在我后边工作，会比较辛苦，我应当感谢你们才是。”朱洁也帮腔说：“我们条件比你们好，家里也不需要什么，以后大家就当一家人相处吧。”从那以后，黄一平就再也没给冯市长送过礼，倒是冯市长逢年过节总要顺便给他些东西，虽然大多是鱼禽蛋之类的鲜货，但终归是领导反过来给他送了礼。

　　起初，冯开岭也看出黄一平对送礼的抗拒。别的事情可以勉强，这种事却不行。于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渐而进之。

　　“一平啊，你当初在N大读过四年历史，现在我倒要考考你，这送礼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讲究？”第一次陪同冯市长送礼归来，闲聊时，冯市长如此发问。

　　“送礼之风，自远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常识问题，自然难不倒黄一平。既然是无事闲聊，又是冯开岭出题，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N大的史学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礼勿施”“礼多不怪”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剥皮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可终究无法治这一顽症。到清一朝，送礼不仅常见官员记、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那时，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比如，参谒上司，须备见面礼；凡遇年节，要送节礼；生辰喜庆，必致贺礼；题授保荐，当呈谢礼；升转去任，聊赠别礼。据史书披，到康熙朝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仅上任时收到的“见面礼”就有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400多万元人民币。而且，那时送礼，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敬”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别敬”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碳敬”给领导女的称“妆敬”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文敬”还有“年敬”“节敬”等等。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几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凡事一旦成了规矩，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上头不收不行，下边不送也不行。

　　“这么说，如今送礼之风盛行，从历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具有历史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是这样吗？”冯市长又问。

　　黄一平当即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没有想到，自己刚才的一通宏论，竟然被冯市长巧妙利用，成为送礼陋习的一件华丽外衣。他内心里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却又无法辩驳之，感觉是被偷换了概念。事实上，当今官场的这种送礼之风，已经远离古代那种情义、礼仪与规矩，更与文化扯不上边儿。按理说，上下级之间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有些礼节钱物往来，当是情理中事。古人送礼讲究事出有名，名正方能言顺，受之也才泰然。比如，节、中秋节送礼是表喜气，婚婚丧嫁娶送礼以示客气，现在则不然，什么端午、重、清明乃至情人节、圣诞节等等，只要找到借口就想着法子送。有权势之人，一年甚至可以庆贺几次不同月、时辰的生日。相互有直接管辖隶属关系者要送，没有这种关系却有利用价值者，也要送。以前送点土特产品都要遮遮掩掩，现在送黄金、美钞、人民币都是直来直去。早先几年，举国城乡流行一句“跑部跑省”的口号，后来又直接演变成“跑部钱进”是谓县、市一级基层官员，跨过市、省这类上一层级，直接到京城里找国家部委，通过同乡、同学、朋友之类关系，批项目、要资金、拉关系、觅好处。很多地方因此而尝到甜头，便拨出专门费用、人员、经费，全力以赴放在这种跑和要上，从而滋生出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送礼之风。中国文字中，看望、拜访之类词句本也文雅，可在官场里一番浸染，渐渐就违了本意、变了味道，成为送礼行贿的隐语。而且，如今官场之礼，远不像古代那样有规有矩。这种没有规矩的滥送，往往比那些规矩来得更加可怕，也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亵渎。

　　可是，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黄一平的送礼观亦然。自从到市政府工作，特别是做了冯市长的秘书，耳闻目睹乃至亲身参与了种种送礼过程，黄一平渐渐明白，送礼不仅是中国漫长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个有机组织，已经渗透到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每一血管，每一个细胞，其力量之大堪比阿基米德期待久、孜孜以求的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何况，黄一平因了市长秘书这个特殊位置，也开始频繁接受别人所送之礼，且渐觉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如今，每逢大年小节前夕，黄一平就会特别期待，特别亢奋——那种给别人送礼、自己也收点小礼的感觉，别提有多舒坦、有多刺了。

　　由此而论，像黄一平这样的市长秘书，几年练下来，如今又岂能不谙送礼这一官场必修课程？

　　“送礼是一门学问，也可以说是一门艺术。”冯开岭斯言，丝毫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

　　幸好黄一平悟性不低。跟随冯市长这几年，耳濡目染，潜心研习，黄一平送礼之技艺已经大为长进，深得其中要，也深受冯市长信任及受礼诸君嘉许。

　　记得第一年跟随冯市长出去送礼，黄平还只是一个单纯的随从、跟班，只能做点拿拿接接之类的体力活儿，一般进了屋东西丢下就退到室外等候，或者即使随领导进门坐下，也只是一言不发。但是，冯市长常常会特别待：“记住这些人家的门牌号码、原任职务、家庭成员，下次再来你可能就是我的全权代表。”

　　黄一平听了，马上就得提起精神，特别当心，生怕下次单独上门会出错。也因此，黄一平对冯市长送礼的那些门道，就特别留意，暗中观察、揣摩其中的诀窍。

　　通过跟随冯市长送礼，黄一平发现，送礼之道貌似俗，其实还真是充玄机，细细推敲起来简直就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学问。

　　冯开岭送礼，因为对象身份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档次、类别，思虑相当精细。他在省里工作过，又直接受制于省这一级，因此送礼的重点自然就在省城。在省里工作那会儿，多数省领导他都熟悉，领导们也大都认识他。现在，离开六七年了，还是有不少领导与他相，其维系纽带主要便是每年拜访那么一两次。平常，给这类省级领导送礼，十之八九遇不到本人，只能随同礼物丢张名片给家属，领导未必就能看到或记得。但是，无论如何跑还是要跑的，有鱼无鱼撒一网总不是坏事，万一什么时候领导想起，说不定就起了作用。冯开岭身为常务副市长，又主管城建、交通、国土、规划、房管一块，除了主管的副省长，几个对应部门的厅长，必然也要一一拜到。那些厅长，不光从业务主管角度需要得到其支持，更主要是这些人大多背景很硬，后极有可能进了省里班子，现在烧香等同于储蓄、投资。除了这些名正言顺的“现管”像杨副秘书长、年处长等一众当年同事、同学，如今或居高位拥重权，或正是蛰伏、积蓄期的潜力股，无论于公于私，都很有投入的必要，也是他例行进贡的重点。此外，还有上边提到的处长、印厅长等一批老干部。当年冯开岭随老书记进省城，老书记以省委常委、秘书长身份分管老干部工作，冯开岭因之也认识了不少老人，与城籍的一帮老人更是非常熟悉。老书记逝世之后，及至回到城工作，他依然牢牢把握着这一难得的人脉资源，尽力与老同志们保持密切往来，主要维系方式便是定期登门看望，送点老人需要或喜欢的礼物。

　　在城本地，按说冯开岭贵为常务副市长，就不需要给别人送礼了吧？其实不然。洪书记、丁市长那儿，未必遇年逢节必送，但每年表示那么一两次绝对非常必要，东西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个态度。就像在部队里，中校见到上校立个正、敬个礼，表明你懂得规矩、知道轻重。至于四套班子里其他成员或者部委办局里那些下属，平时人家给你送，你也给点东西回敬一下，那是一种礼尚往来的客气，严格讲来不算什么礼与不礼。

　　给什么样的人送什么礼物，表面看不是什么要紧事，可在冯开岭看来，则不是这样。“送礼也得看菜吃饭、对症下药，否则就有可能花了钱、出了力而不讨好。”

　　像冯开岭这种位置的官员，送礼所费自然无需自掏包。一般礼品，诸如烟酒、衣物、土特产、购物卡之类，主要出自交通、城建、规划、国土、房管等几个分管的部门。不必等到过年过节，就是平常日子，无需市长张嘴，这些部门领导自会定期送货上门，美其名曰公务之用。对于冯市长主动索要的物品，那更是有求必应、求一给十。有些价格昂贵、不易采购或是有特殊用途的物品，不便让一般人知道，冯开岭则会个别待给邝明达。对于省里的常委、副省长一级领导，普通烟酒之类物件肯定拿不出手，人民币、购物卡这样的真金白银人家又未必肯收，那就只能在稀、少、奇、新上做文章。比如，贵为副省长，茅台、五粮也许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可是，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里招待外国首脑的那种特供五粮，或是放置五十载以上的陈年茅台，却未必想喝就能喝到。冯开岭有个同学在北京某部，恰恰就能搞到这种宝贝。还有那些过去专供最高领导享用的特制熊猫烟，以及具有百年以上树龄的龙井、碧螺，等等。这些东西，不在品相优劣、价格贵，而是以稀有为贵，送到任何一位领导那里，也会别具特色、印象深刻。至于一般的官员那里，无非名烟名酒多送一些，或者挑些城当地价值不菲的特色产品，既是例行公事，却又不失实惠与体面。

　　冯开岭送礼的重点，当然是在省城。在位的领导，必由其亲自出马，黄一平、邝明达等心腹跟随左右，专挑月黑风高之夜，行踪极其诡秘。冯开岭比城其他领导的便捷之处，是他曾经在省里工作过，到省城探望领导算是轻车路，万一遇见人也可以访旧名义搪过去。与看望现职领导轻车简从不同，拜访那些老干部及其遗孀时，冯市长则会选择光天化之下，大包小包里装着些螃蟹、芦笋之类的城特产，甚至还有山芋、芋头、花生这样的土货，热热闹闹地在那些冷落久的门院前进出，送之间刻意出很大的声笑语。刚开始，黄一平不明究里，后来就慢慢看出端倪——这些人家与在位领导不同，东西不在多少，要的是个热闹气氛。冯市长如此一番闹腾，左右邻居知道有人来送过礼，倒比送了什么价值更高，也更重要。

　　冯开岭在城还有一批需要重点关照的人群，每年送礼都不可忽略，而且非得由他自己亲自出面——这就是他工作过的城师专那些老领导、老教师。每年节之前，都会带领黄一平和司机老关，早早备下些大大鱼拉油之类，也是大张旗鼓来到师范宿舍区，一幢楼一幢楼走过去，一家一家敲开门，凡是当年他在校工作时在位在职、如今离休退休在家的老人，无论校长、书记还是普通老师，人人有份。这样做的效果，是大家都知道冯开岭念旧谊、有情意、没架子，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在位官员，最难得到这样评价，也最想得到这样评价。冯开岭此举，为他在城官场挣分不少。上次省委组织部搞民主推荐，城师专里的几个老教师，就是因此而帮了冯开岭的大忙。

　　此外，送礼时机的把握也非常有讲究。平常逢年过节普遍跑跑，杨柳水大家洒洒，那属于“平时勤烧香”质。现在，随着换届进入倒计时，城市长人选之争渐入白热化状态，眼见张大龙、秦众有结成同盟的可能，冯开岭此时借重节之名，有选择地送礼攻关，意在随机应变、神兵奇袭。不过，时下人事问题已经提到省委议事程，成为一个十分感的话题，省委省府现职领导们那儿绝对已成地，公开跑动难免伸手要官之嫌，正是当下之大忌。前，从中纪委到省纪委，包括组织、监察部门，都已下发文件通知，三令五申反复警告，如果有人一旦顶风作案，必将格杀勿论。以前，每次大规模、政换届，哪怕只是村、居一级最基层组织，也都有一批倒霉鬼难免撞上松口，被送上断头台。因此，从现在往后这三四个月，但凡有点政治头脑的候任官员，都会尽量避免出现在上级领导机关，更加避免出现在现任领导们的官邸。因此，冯开岭这才特派黄一平急赴省城，重点放在一批老干部身上。

　　处长、印厅长之类虽是离退休了的官员，但他们都居住在省里机关宿舍，冯市长自然也不便在那里跑进跑出。更何况，即使他亲自出马了，有些话也不好出口。

　　黄一平深为冯市长充智慧的决定而折服！虽是送礼小节，也足见其大谋大略。

　　凭心而论，跟随冯市长几年，黄一平不但对他的领导艺术心悦诚服，而且对其送礼艺术也是佩服之至。由是，他也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今社会，送礼即政治，无礼不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