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首领”
这两年来，我在京北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満⾝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旗下，在青天⽩⽇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京北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
深蒂固，隐隐然执国全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京北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京北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
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京北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战。虽然这“京北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
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京北文艺界”上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揷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揷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脫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广州——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即“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长虹的话而说的。⾼长虹在《1925京北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
》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导领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国中‘青年叛徒的领袖’，国中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