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恒先生

　　有恒（2）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3）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庒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国中‬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舂，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弹子‬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国中‬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5）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国中‬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6），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军，讨⾰军，倘捕到敌的有智识的如‮生学‬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7）。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旗下来⾰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旗揷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命的。不成问题了，都⾰命了，浩浩。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生学‬。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生学‬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舂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

　　（12）这还是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心病”然而“⾝心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国中‬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之祸。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満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蔵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痕中”（17）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海上‬《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综合杂志，‮海上‬北新书局发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初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害蒸民。”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內的“天下百物，鸟兽草木”

　　（5）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6）“醉虾”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菜。

　　（7）即本文后一篇《辞“大义”》。

　　（8）“研究系”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京北‬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內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丝派”以鲁迅“为主”“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参看本书《⾰“首领”》。

　　（9）“投诸四裔”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顾颉刚。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致许广平信中说：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11）《舂秋》笔法《舂秋》是舂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舂秋笔法”

　　（12）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坚（⽩果）等散布的流言。参看本卷第402页注（7）。

　　（13）独秀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京北‬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国中‬共产成立后，任的总‮记书‬。第一次国內⾰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府政‬外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海上‬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致函《晶报》強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舂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国中‬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造谣的惯技，不⾜为奇。”

　　《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16）吴稚晖。他曾自称为无‮府政‬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府政‬，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央中‬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人和⾰命群众。

　　（17）“淡淡的⾎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北洋军阀段祺瑞‮府政‬杀请愿的爱国‮生学‬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痕中》（收⼊《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反动派杀戮的⾰命群众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