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 江左穷，桓温窘（一）
了一肚子气的桓温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怈到范六叛军上精锐大军分三路，兵锋直指射阳。太和五年九月，桓温领军大败范六叛军，斩首千余，俘万余，收复射阳。继而再攻盐渎，范六领残部三千余遁于海上，不知所踪。
桓温无奈，只好班师回广陵，还没等他将朝廷得胜的消息传遍天下时，他发现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那就是江左朝廷没钱了，这下可要了桓温的老命了，他可是江左朝廷的当家人。
没钱就不能过曰子，没钱就不能发粮饷，没钱就得饿肚子，可是现在江左到处都要用钱。得胜的将士朝廷们总要意思一下，发些犒赏吧；徐州被乱军肆虐地几成废墟，世家豪強家破者不下千余，总得拨些钱粮安抚这些人，并恢复徐州地方吧；还有江左朝廷最主要的产粮地-三吴今年大旱，百姓多饿死，需要钱粮赈灾。到处都在要钱，可是江左朝廷的仓库已经⼲净地连老鼠都搬家了。
看到这些文书桓温非常郁闷，兴宁二年（公元364），自己执行了庚土断等“改⾰措施”江左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二月，皇帝陛下还曾经下诏说建业官仓已储有一年的钱粮，暂停一年向建业转运米布，紧接着秋天大熟时又下诏说今建业官仓储足丰富，各州郡可提⾼员官俸禄，这才过去四年的时间，怎么一下穷成这个样子了。
桓温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快就在广陵与其弟-桓云和谋士超、王珣进行商议。
“景兴，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温郑重地说道，这种事情桓云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老老实实坐一边安静地倾听，在合适的时机在发表自己地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况居然烂到了这个地步。”超和王珣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按照惯例由超先开口说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书信后，便好生调阅了这几年度支、仓部的卷宗，发现这里面的弊端太严重了。而且诸类种种，牵涉极多。”
“首先是官吏贪墨，桓公于兴宁二年进行土断等改制后，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转，当时各地官仓都堆満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却开始或趁机盗窃或以好充次，各地损耗以万斛计算。王右军（王羲之）曾去会稽游历，路上无意看到余姚县一地耗盗官仓谷米居然达到十万斛之巨，难怪他会感叹重敛百姓以资奷吏。”超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口气。而桓温阴黑着脸。默然地坐在那里。
“第二是在编户籍百姓的徭役太重，虽然当今陛下在即位时大赦天下。减亩收为二斗，行十五税一制。但是其他杂赋取税却是层出不穷，如折变，有时是将布变米，有时是米折成布帛，有时又是将租米、布帛折成钱或其它实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说到这里，超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北府机织棉布滥泛，布帛价格极低，由咸康年间（公元335~342）的一千钱掉到现在的不到一百钱。按照朝廷制度，应该是每户岁输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却是规定只收两匹布，其余收现钱。而每匹布按升平年间的布帛价格计算净收500，有贪婪地官吏却是按照永和年间的价格800来收。此中却是相差了数倍，民众纷纷不堪其重。”<继续说了下去：“还有供给官吏将校的恤俸；有专门按丁收税，用于筑堤保塘的塘丁税，此税行于会稽等临海地区；还有迎送钱，凡有官吏到任或离任或任上去世，地方都必须送钱财物资，往往都有数十上百万钱之巨；还有地方员官的公用（办公费用），公田（官吏的官田），杂供给等等。”
“此外还有徭役，由于数十年来，朝廷累累北伐用兵，民丁应征者从十三岁到六十六岁，更甚者征役七、八岁童子或八十岁老者；而一场战事经常是经年累月，民夫一征便是数月近年，难怪前豫章太守范武子大人（范宁，东晋著名经学家）曾哀叹‘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曰耳，今之劳役，难有三曰休停’。如此而计，极贫者，悉皆编户役民，役赋严苦，户役者不堪复命，或断截肢体，或卖儿卖女，或产子不育，或典妻贴妇，或自卖为奴，或逃窜山湖，或自缢沟渎，所以才有这范六逆贼揭竿一呼，应者数十万计，蔓延有如野火烧原。”<:。的桓温将手里的佩玉环给掰断了，可见这位大司马心中是多么愤怒和震撼，看来他和自己一样，打起仗看到数万大军齐发，意气风发，却想不到后面有这么多凄苦地故事。要不是因为这次朝廷没钱了，自己也不会这么仔细地去研究这些过去一直没注意的东西，一研究下来才发现问题地严重性，难怪范六叛军有如汪洋大海一般。
桓温幽幽地长舒了一口气，黯然地叹道：“某治事以来，竟无一功可论，无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內。看那北府曾叙平，却能气呑万里如虎，纵横远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景兴，那该如何办呢？”过了一会，从极度愤怒中回过神来的桓温开口问道。
“我与元琳等人商议之后，觉得当今唯一之计便是争民！”超毫不犹豫地答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阅到这种情况，经过慎重推敲后才定下计策来，正好现在讲给桓温听，请他定夺。
“争民？”刚才也是一脸阴愁的桓云不由一愣，不由失声叫了出来，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
“是的，争民。百姓户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编户民越多。他们分担地赋役就会相应轻松，所输谷米也会更多，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缓和。”后，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朝廷立郡县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门豪家，二可慰抚流民恋土之情，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复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侨民。北归者十之八九，余者仅十余万，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
“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不但延续荫客、荫亲属制，还行给客制，可按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户、典计（农奴管家）、衣食客（府中杂役奴仆）。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户不得超过四十户，典计不过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户五户，至九品仍可得五户。少占典计一人，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佃户、典计、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侍卫皆注家籍，并无单独户籍，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征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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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稳定地方，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户，与国争民。但是豪強世家往往不体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却因为种种关系对此视而不见。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往往自投豪強世家，附为家奴部曲，以避苛严赋税徭役。朝廷也对此软弱不堪。前余姚县令山彦林（山遐，山涛之孙）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強世家地蔵匿民户，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口。并查得余姚世家处士虞喜抰蔵户口，以为私附，数量之巨可依律弃市（斩首死刑）。让山彦林欲将虞喜绳之于法时，诸豪強莫不切齿于山彦林，联名上书建业，以虞喜有⾼节，为当时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遂以此诬陷其罪。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內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曰，以便穷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方而无恨。何文穆公驳其书信，并判坐免官。”
说到这里超看了一眼，发现桓温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知道自己这次点了何充的名并没有引起这位上司地不満，尽管桓温曾受何充的提拔和器重，看来死了十几年地人再有威望也扛不住现实中地炎凉。
“而桓公在兴宁二年施行庚戌土断等改制后颇有成效，这是因为桓公行法森严。时彭城王司马玄因为查出在土断中蔵匿五户，被桓公送至廷尉治罪，御史中丞王叔武（王彪之）大人时任会稽內史数年，招抚隐民三万余口。如此严法噤，各地豪強无不收敛其行，故而国法得以大行。”
“然最近几年，朝廷疏忽其间，故而豪強世家得以又行故伎，蔵匿私附人口，而百姓骤少，徭役赋税更重，被迫依附世家。如此循环，则国法崩溃，朝廷度支缺窘。”
桓温听到这里，不由老脸一红，自从庚戌土断以后，桓温看到略有成效便转移了注意力，更专心致志地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张，逐步将手伸进江州、南豫州、徐州、扬州等地，按照王猛的说法，內斗胜于外战，终于将谢万、昙、愔继殷浩、荀羡之后拉下马，扫清了东进的脚步，谁知道江左朝中居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桓温说做就做，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再行严法，明言天下，先是对各地官吏进行申饬，严令他们不得贪墨，并重新检讨了赋税徭役制度，明令废除折变等不合理举措，再严令噤止迎送钱、杂供给等苛捐杂税。
接着桓温要求对各地蔵匿私附的人口进行严格收检。为了给世家豪強们面子，桓温下令将荫客和给客制提⾼标准，让每户能多收一半的部曲农奴，然后此外的人口百姓必须被清理出来，纳入百姓户籍中。
桓温出派众多使节，巡查各郡县，一查各地官仓，核实谷米数目好次，勒令官吏将贪墨地粮草归还，否则免官查办，二查私蔵人口事宜。
桓温知道榜样的力量，立即立了两个典型，第一个典型便出在京口，桓温派使节查出京口官仓缺粮达四十万斛，牵涉员官达数百人。桓温看到主要员官都是以前昙、愔等前任徐州留下地，跟、王、谢等世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着手严办，他立即上表给朝廷，将驻京口的徐州别驾、广陵內史等员官三十二员坐弃市，其余附属官吏四百六十七户坐免官流徒北府边地（徒北府诸州边地是近年桓温与北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江左将坐流徒的罪民和罪官连家代口发往北府，北府则按人口支付兵器仗甲，算得上人口贩卖吧），其中流徒的罪官有一户是丹徒功曹刘翘，他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纯粹是受到牵连而已，只好带着妻子萧氏和两个儿子刘寄奴、刘道怜随着大队人马北行。
另一个典型桓温找到了余姚的虞家，他遣使节查出虞家蔵匿私附人口有四百余口，于是立即传令将虞家家主虞良弃市，会稽內史王符、余姚县令刘礼知情不报坐罢官，流徒北府边地。
桓温如此严厉手段一行，江左各郡县政事为之一清，而各地豪強世家虽然迫于桓温的“淫威”不敢清动，但是他们心里的怒火和怨恨却越来越深了。